《黄帝内经》简称《内经》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文献典籍，它全面地阐述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，反映了中医学的理论原则和学术思想。这一理论体系的建立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，中医学史上的著名医家和医学流派，都是在《内经》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所以《内经》为医学之祖。

从形式结构上看，《内经》包括《素问》和《灵枢》两部分，各十八卷、各八十一篇。《黄帝内经》之名出现于史籍，最早见于《汉书·艺文志·方技略》。

该书是以黄帝和岐伯等人对话的形式写成的，给人造成了作者似乎就是黄帝和岐伯等人的印象。但正如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所云：“世俗之人，多尊古而贱今，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、黄帝而后能入说。”

所以自宋代疑古之风兴起以来，很多人认为《内经》并非黄帝所作，黄帝、岐伯等仅是托名而已。宋司马光说：“谓《素问》为黄帝之书，则恐未可，黄帝亦治天下，岂终日坐明堂，但与岐伯论医药针灸耶？此周汉之间，医者依托取重耳。”

《传家集·书屋》明·方孝孺也说：“世之伪书众矣，如《内经》称黄帝，《汲冢书》称周，皆出于战国、秦汉之人。”

《逊志斋集·读三坟书》从现存《内经》的内容来看，篇中不但引用了《奇恒五中》、《阴阳从容》、《揆度》、《明堂》、《上经》、《下经》等《内经》成编前的古代医经著作，而且在内容上表现出许多分歧的学术观点，甚至自相矛盾之处，这就证明《内经》这部著作绝不是出自一人的手笔，也不是一个时代、一个地方的医学成就，而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医学经验的总结汇编。书名黄帝仅是托名之辞。

古代并没有今天意义上的严格的著作权意识，某一学派的著作往往冠以这一学派公认的学术领袖或精神领袖之名，实际上是多人或者以一人为主集体完成的著作，如《管子》一书记载了管仲死后的事迹，显然不是管仲所作。

《内经》不是初创之作，是经过编纂的作品。这还可以从《内经》的篇卷数窥其一二。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各十八卷各八十一篇的编辑体例是古人重数思维的结果。根据《内经》的观点“天地之至数，始于一，而终于九焉”。九为数之极，十八和八十一各包含两个“九”和九个“九”。《内经》的篇章之间长短差别很大，有的文章很长，而有的文章很短，且有重复之处，显然是为了凑足八十一篇之数造成的。所以在一定意义上，《内经》并不是一部书，而是多部书的汇集，所以一般所谓的“《内经》成书”并不准确，说成编更准确些。

关于《内经》作者除少数医家如张景岳等笃信为黄帝外，多数学者认为非一人所作而是集体、多人长期努力的结晶。

关于《内经》的成编时间，除了古代部分学者认为成编于远古黄帝时期之外，现代主要有成编于春秋战国时期和秦汉时期二说。认为《内经》出于远古，成于黄帝时期的，多为医家。如晋人皇甫谧认为“《黄帝内经》皆黄帝、岐伯选事也”。另外，唐代的王冰、明代的张介宾，明清医家马蔚、吴崑、汪昂、张志聪、高士宗等人皆持此看法。

除医家外，古代已有很多人认为《内经》成书于先秦两汉。邵雍说：“《素问》、《阴符》，七国之书也。”《皇极经世》程颢说：“《素问》之书，出战国之末，气象可见。”《二程全书·伊川先生语》还有顾从德、郎瑛等人也持此观点。

近代学者对《内经》的成编年代仍不统一，但已有从先秦推后为秦汉甚至东汉的趋势。余嘉锡认为“《素问》之名起于汉晋间矣”。恽铁樵称”汉以前无《内经》”。

现代学者关于《内经》成编年代的争论颇多，探讨的角度、运用的方法也丰富多彩，如医学、史学、哲学、文字学、天文学、历算学等，得出的具体结论也各不相同，但大致定位于战国至秦汉之际或两汉以至东汉。

——以上内容出自中华书局出版姚春鹏译注的《黄帝内经·上 素问》。

综上，《黄帝内经》是医学之祖，古今普遍认为其为托名之著，目的是为了获得重视与推崇，成书时间普遍认为是战国至秦汉之际或两汉以至东汉。